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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规民约 千年契约精神的所在

作者: 解雯     来源: 北京美丽乡村     发布时间:2020-11-12

我们中国古代有句话叫“皇权不下县”,说皇权只管到县一级,再往下全靠地方乡绅来治理了。于是在中国广袤的乡村社会中,大量存在着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制度——村规民约。“浸猪笼”是很多人通过电视剧而熟悉的一条旧时宗法民约。然而,村规民约的内容却远远不止于此,其设立的目的也并非为了夺人性命,相反,自古以来,村规民约都具有契约性的特点,是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,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制度。它延伸了法治的内容,通过集体参议,按照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方式运用全体力量,维护一方百姓的利益。



北宋的《吕氏乡约》是村规民约的雏形


《吕氏乡约》中明确规定,相邻应互助互爱、“患难相恤”,对贫困但守本分的乡人,“众以财济之,或为之假贷置产以岁月偿之。”从这一点看来,乡约制度其实质是一种民间的自治制度,所谓“官为民计,不若民之自为计”,而在某种意义上,这种制度又是民间乡村之间为有难者的自发救助。“乡约”由乡村中的村民邻里自愿加入,具体的方法是在地方上推举一位年高德劭者为都约正、两位有学行者为约副,“乡约”内部以定期聚会的形式,使乡人之间相亲相爱,淳厚风俗。在聚会中还进行公开赏罚:“遇聚会,则书其善恶,行其赏罚”。对于犯错误的,则记录在案以督促众人,而不可救药的,则开除出约。乡约的内容也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的,如果“若约有不便之事”则进行民主讨论“共议更易”。难怪明代著名教育家冯从吾曾赞扬说:“自从《吕氏乡约》在关中推行以后,关中风俗为之一变。”



“村规民约”的出现在地域上也具有普遍性的特点,甚至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曾出现过


在中世纪的欧洲,村规是村庄共同体管理日常生活的规范,成千上万的村庄都独立地形成了自己的村规,最初只是口头的,只有到后来才发展成为文字形式。因此,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村规都是靠口头来进行传播的。例如,直到18世纪,在德国中部的村庄,仍然是由村庄中的村官来向人们大声宣读村规的。村规在之后的时间里大量出现与农牧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。由于大量家畜的饲养,使得很多问题纷纷出现。因此,为了保证村庄能够有序地运行,制定相应的村规就显得十分必要了。例如,在剑桥郡的埃尔斯沃斯庄园,14世纪的档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件:有20个侵犯者被处罚,因为他们破坏了有关禁止在谷地里放牧的村规。在这条记录的下面,我们发现了这样的村规:“经整个共同体同意规定,任何人都不能在邻居的田地里放牧家畜,否则将处罚2先令并上交领主。”



现代生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改进了村规民约,让村规民约这一古老的传统文明焕发出新的活力


说起今日京郊的村规民约,村民最常说的就是“村规本本”,也就是《村民自治章程》。这些年来村民生产、生活及村民的价值观变化,都会首先反映在这个“村规本本”中。这些由村民集体商议出的“村规本本”就是村民自治约束村民行为规范的公约。除了“村规本本”外,京郊不少村还陆续在村民集体讨论后,由村集体制作了诸如“新二十四孝”、村中文明星规范、爱老敬亲协议等,将其加入了村里的民约当中。通州区于家务乡仇庄村就先后给每家村民都发放了《静思语录》,动员每户村民都签订了“爱老赡养协议”,在依法治村的基础上,用礼来引导村民。新村规里关于乡风文明的内容多了,不过,这些可不仅是光凭纸上写、村民自觉就能畅行无阻的,还需要有相应的有效约束力,才有实际意义。“关键是村里先给打造出好的基础,有了金窝窝,咱才能养出金凤凰。”仇庄村支书王书信的窍门儿就是通过不断完善村公共服务设施,让村民舍不得糟蹋;在村民集体认可的前提下,把村福利的具体发放数额与村民是否遵守了村规民约、行为是否文明挂上钩,这两方面一起下手,引导村民遵守村规民约,久而久之,使其成为村民的自觉行为和习惯。



京郊的实践表明,与城市高速人口变化不同,传统农村中的农民生活具有超稳定性的特点,很多家庭世代生活在同一个地方,一姓成村比比皆是,加之过去法律在涉农方面存在较多空白,乡约就成了补充这些空白的“准法律”、村民共遵的行为底线。一旦触犯乡约,不仅会被村里处罚,更会被同村人轻视甚至排斥,这使得村民不敢轻易犯规。近几年来,村规民约在各地农村逐渐走热。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乡村自身经济的发展,外出打工的村民开始回流,使得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兴旺,重新聚合在一起、开阔了眼界的乡民再次拿起村规民约,他们根据现代生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改进了村规民约,让村规民约这一古老的传统文明焕发出新的活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