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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访皮村: 从“农民工”到“新工人”

作者: 黄传会     来源: 北京美丽乡村     发布时间:2020-11-09

皮村,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典型的农民工集聚地。全村两万多人,农民工占了十之八九。一位农民工告诉我:“刚进城,我们住在三环,后来三环繁华了,房租太贵,就搬到四环;再后来,四环繁华了,又搬到五环、六环。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了,我们却不断被边缘化⋯⋯”

上世纪九十年代,中国掀起了城市化大潮,无数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,寻找安身立命之所。城市化的过程,也是文化冲击的过程。旧的身份角色失去了,新的身份角色却未确立,彷徨、奋斗、追寻⋯⋯构成了一个精神变迁的过程。

我在皮村的“老朋友”孙恒在“工友之家”等我,久未相见,我们言谈甚欢。孙恒滔滔不绝起来:“过去,社会上都习惯叫我们‘打工者’,这是指我们是一群被雇佣的劳动者,而‘新工人’则有了主体性的含义,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;其次,‘新工人’是我们一种自觉的诉求,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。”



从孙恒的话中,我咀嚼出了个中意味:他们已不仅仅是“新一代农民”,他们正在向“新一代工人”嬗变;他们已不满足于做“城市边缘人”,他们渴望进入城市主流社会,甚至成为“新北京人”。

1998年,孙恒告别家乡,成了一名流浪歌手。尽管他全身心地投入,却越唱越迷茫。一次偶然机会,孙恒到一个建筑工地待了三天。晚上,他在逼仄的工棚里为工友们唱歌,唱一些老歌,也唱自己编的歌谣。工友们连工装都来不及脱,手里端着饭盆,两眼盯着他,那种目光与在地铁站演唱时路人的目光有天壤之别,孙恒突然明白了,这里才是他唱歌的地方。

同吃同住,听工友们讲打工史,讲乡愁,讲婚恋,讲艰辛与憧憬,孙恒觉得自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。他还专门为一位叫阿彪的工友写了一首歌《彪哥》,台下的阿彪听得泪流满面:

认识你的时候,已是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。

大伙儿都管你叫彪哥,你说这是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。

每天起早贪黑,你说你感到特别得累,

可是只能拼命地干,才能维持老少一家安稳的生活⋯⋯

其时,孙恒结识了王德志、许多、姜国良。来自内蒙古科尔沁的王德志,是怀着学相声、当明星、上春晚的梦想来到北京的;许多高中毕业后,在舅舅的模具厂干过,还当过协警,他觉得“自己是家乡当中的一只鸟,就是要挣脱这片林子、这张网,飞出来,来到北京”;而姜国良“从电视、电影里看到外面的世界,跟家里的世界不一样,就想出去看看,去挣钱”。四个都喜欢文艺、都怀着青春梦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,惺惺相惜,志存高远。他们成立了“打工青年艺术团”,为使组织和演出合法化,2005年7月,他们又向民政部门注册了“工友之家”机构,孙恒出任总干事。



歌曲《想起那一年》《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》《团结一心讨工钱》《天下打工是一家》《电梯姑娘》等,相声《漂》,还有小品《我们的世界,我们的梦》,艺术团唱的说的演的都是熟悉的生活,只要工友们喜欢就行。

这些年来,“工友之家”在皮村建立了社区活动中心,设有法律咨询、维权热线、女工小组、文学小组、舞蹈班等。它要给工友一个聚会的地方,给他们一种家的温暖。

来自河北吴桥的工友郭福来,每到周日晚上,都会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,听高校的志愿者老师讲课。同时,他又会按照老师的要求,将自己的生活写成作品。

郭福来的那篇《思念妻子的一封信》感动了身旁许多工友:

小英,你听说过两情若是长久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吗?咱们可以把思念打成包装,放进背囊。到老了,不能再打工时,咱们运回老家。坐在自家的土炕头上,一点点打开,重温今天分居时的思念,不也是一种幸福吗?

而今,创作已成为郭福来的一种生活习惯,周一、周二构思,周三、周四写作,周五、周六修改,周日晚与大家交流。因为有了这个文学小组,因为有了文学,郭福来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个体的尊严。

艺术团在演出过程中,越来越意识到打工文化的重要性。

孙恒说:“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是谁,孤零零的。做了这些事后,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,自己也是工人群体中的一分子,负面的情绪慢慢消失,逐渐从摇滚歌手的个人宣泄转变到为劳动者歌唱,也更自信了、更有方向了。”



自2009年以来,“工友之家”发起并举办了四届“新工人文化艺术节”。来自深圳、广州、重庆、香港、北京等地的劳工代表和打工诗人、民谣歌手、民众戏剧爱好者以及皮村社区居民,汇集在皮村。在艺术节期间举办的“劳动文化论坛”上,打工“艺术家”们更是旗帜鲜明地宣告: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新文化运动!

“工友之家”进驻皮村后,孙恒发现到处都是七八岁、十来岁的孩子在游荡。原来,皮村成为农民工集聚地后,他们的子女也伴随而来。当时打工子女入学“门槛”多多,许多孩子无法上学。孙恒的眉心蹙在了一起,他自己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,知道教育对于人生的重要性,打工子女也应该享受平等的义务教育。当时,沈金花在中华女子学院读大四,正在“工友之家”做志愿者。有一天,孙恒告诉她,“工友之家”准备办一所打工子女学校,鼓动她留下来。沈金花疑惑地说:“我自己还是个学生呢,如何办得了学校?”孙恒说:“你不是学社会学的吗?现在社会需要这样一所学校,在这里你会大有作为的。”或许是被这段话触动,沈金花真的留下来了。因为有了这所学校,皮村和周边的七八百个打工子女重返校园。



这些孩子有的从小随父母进城,有的就在北京出生,从少不更事起,他们便被自己的身份所困扰。同心实验学校把“爱”放在教育的第一位,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自信地成长。一位学生在日记里写道:“每天清晨一走进校园,我的心情就特别舒畅。这里没有歧视的目光,只有温暖的眼神。在这里,我时时感到被重视、被关爱,我不会因为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农民工而自卑⋯⋯”沈金花觉得这是孩子们给学校的最高奖赏。

“听说有机会可以当公务员,也可以到香港继续读研究生,你为什么选择了坚守?”我问。

沈金花沉吟了片刻,说:“第一,如果我觉得做一件事是有价值的,就会很有动力;第二,如果身旁有了共同追求的人,而且越来越多,就会感觉很好;第三,如果我们有一个内心想过的生活,如果我们有一种向往,很多人在为之努力,那么我自己也需要付出努力。”

离学校不远便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。这是全国第一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。

墙上的一条横幅,挽住了我的脚步:“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;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!”

每一件展品,都是打工者真实生活的记录;

每一件展品,都是打工者内心世界的反映;

每一件展品,都是打工者为中国经济发展所作出贡献的证明⋯⋯

夜幕降临了。许多穿着工装的工友匆匆赶到“工友之家”,创业培训、法律咨询、女工小组、文学小组、舞蹈班,“工友之家”又开始一如往日地热闹、忙碌起来⋯⋯

如果说,我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,走过了西方国家近三百年的城市化演变历程,那么,从农民工到新工人,还有多长的路要走?

让广大农民不断从现代化发展中得到实际利益,而不是成为现代化的被遗弃者,应是我们城市化成败的关键所在。